戈登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坚信每一个人生都有它特别的模式（pattern）和与之匹配的形式，而作家本人的作品会告诉你他们需要什么形式。”这种模式构成了传记写作中“叙事的势能”，驱使传记作家去挖掘某个人生故事的内核，参透某个神秘的谜题，“就像一股滚滚的波涛……把心灵之岸上的卵石全部暴露”。在戈登眼里，“海浪”便是伍尔夫的创作生命的模式：“一波浪潮涌上顶峰，接着是一次低谷，但总有另一个浪头从远处涌起。”这预示着她不止息的探索精神和在创作上的不断进化。在人生末年追忆往昔的回忆录《往事札记》里，伍尔夫本人也表达过类似的感受，她感到在棉絮般纷乱的日常生活表象之下存在某种“秩序”，某种“隐藏的模式”，世间万物和所有人都与此相连，这使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件艺术品”，而我们都是作品的组成部分—“我们就是语言；我们就是音乐；我们就是事物本身”。年幼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凝视花坛的一朵花时，体悟到人与世间万物的紧密相连，这就像拉姆齐夫人在遥望灯塔那“漫长而稳定”的第三道光束时突然获得了奇妙的认同感一样，拉姆齐夫人与光合为一体，她感到“树木、溪流、花朵……都合而为一（oneness）”。这种“与天地共生，与万物为一”的东方式感悟来自伍尔夫非凡的感受力和敏锐的直觉。在《到灯塔去》中，她用“岁月流逝”一部描写长达十年的四季变迁、万物更替，而将人物的生死一笔带过；在《海浪》里，她用一天之内的潮汐涨落和日光角度的变换对应人物生命历程中的各个阶段；而在《往事札记》中，她将这些外在存在物称作“第三种声音”（thethirdvoice）—海浪的声音、灯塔的光束、圣艾夫斯的育儿室、门前的花朵—在人生旅途的最后阶段，她“一直在追踪着这些声音，一会儿朝着这边航行，一会儿又朝向那边”。正如戈登所言，这“第三种声音”既不属于她试图为自己和亲友的人生谱写一曲挽歌的私人之声，也并非她努力为女性、为普通读者和无名大众发出的公众之声，这种声音超越了个人经验，泯灭了性别的差异，走向了天人合一的胜境。在写作生涯末年，她的关注点已转移到人类的生存境遇以及宇宙自然的神秘造化，她渴望写一部自传，将私人记忆与“第三种声音”相连，将今时与往昔相连，将生命写作（自传、传记、回忆录、日记等）这种文类进行进一步的艺术定型，恰如她曾经宣称的，“传记艺术尚在萌芽阶段—更准确地说—它甚至还没有诞生”。